作为客居广州的“捞松”（音，广东俚语“外地人”），年轻时曾弄错过一些人一些歌：以为吕念祖是台湾歌手，陈汝佳、麦子杰是香港歌手；《我的爱对你说》是香港歌曲，甚至以为《弯弯的月亮》是台湾歌曲等。至于把当年“广州四大天王”（廖百威、王建业、陈汝佳、李达成）翻唱的众多港台歌曲当做是内地歌曲更是不胜枚举。
那时资讯不发达，那时人们不大关注也不易了解到歌曲之外的信息。张冠李戴，很普遍。
不过没关系，当年那些人那些歌打动过无数人，甚至可以说影响了无数人的世界观，一个共性的认识是——生活原来不仅仅是灰蓝色，世界原来可以很精彩！
思想的转变不是一夜之间的事，直接间接的因素很多。
“是广东流行音乐催生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本人这话曾让一新华社记者两眼放光并笔录并擦掌欲撰文（后来未见成文，是此话太大还是其他原因，不知）。
中国改革开放发端的政治背景此处不叙。早年改革开放的求变表象是什么？
四十岁以上的人不会不记得，当年，那些戴着蛤蟆镜、穿着喇叭裤、拎着三洋收录机大声播放港台流行歌曲的“小流氓”，其实正是当年的年轻人貌似避之而心里追慕的对象，或者说，在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很多被视为有“流氓”之嫌的外在行头或行为，其实后来都成为了潮流。
“文革”期间，偷听“敌台”的人或许不多，偷听邓丽君的人实在不少。“文革”结束后意识形态发生悄然改变的表象之一，是邓丽君歌曲的公开传播。邓丽君于中国（内地）的流行音乐有着导师般的意义（——个人不大敢也不大好说的一句话是：邓丽君是内地思想解放甚或改革开放的隐形促动者之一）。文化是软实力，音乐是文化，音乐是软实力。软实力的威力无可量化。很多重大事件往往导火于鸡毛蒜皮。说不清。
今年是广东流行音乐三十五周年，起始的算计是1977年广州“紫罗兰”轻音乐队的成立并首演。现在想来，“广州‘紫罗兰’轻音乐队”这个名称的每一个字几乎都带有时代性的关键词意义——广州，比邻香港，最先湿脚；紫罗兰，就这仨字在当年都算是沾着资产阶级的边；轻音乐，绝对舶来品。广东（广州）之所以成为改革开放的最早试验地，政治背景不做分析，单其地缘优势自是极其重要的因素之一。
“广州流行音乐节萝岗之夜《岁月经典》”演出当晚，与当年“广州四大天王”之一的李达成站在演员入口处的栅栏边，一边远远看着舞台上的演出，一边聊起当年广东乐坛的故事。那时我们缺少原创，但我们为后来人做了铺垫。的确，翻唱是原创他爹。从后来的发展来看，当年的翻唱做学生的同时无意间也成为了后来人的老师。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拉开序幕，“摸着石头过河”成为“凡事皆可尝试”的理论依据。在内地，对流行歌曲的膨胀性需求迅速催生了众多不合法不规范却在以规模化方式运作的大大小小的翻版作坊和公司，其中最早且以国营公司化运作的当属1979年成立的广州太平洋影音公司。从“太平洋”飞出的歌曲（无论之前的翻唱还是之后的原创）数量之多影响之广甚至对于国人思想解放之潜移默化，此处不表。
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内地流行音乐真正成其为中国内地流行音乐，始于内地（尤其广东）流行乐坛最早的一批原创音乐人，当时的鼎力先行者如今仍是顶梁之柱，大多健在且活跃。
再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最早为广东流行乐坛支起一座风雨棚的，是1990年成立的广东省通俗音乐研究会，会长陈小奇。研究会后来就发展成了学会，再后来就汇聚成了今天的撑起中国内地流行乐坛半边天的广东省流行音乐协会。
翻唱成为了历史，原创成就了今天。张冠李戴的时代走的遥远了。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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